湖南空管开展“进场”学习交流系列活动

《行政协议若干规定》的起草者认为，此条的学理基础是行政优益权。

而确认是行政机关对个人、组织的法律地位或权利义务关系的确定、认可和证明。美浓部达吉指出，行政机关所有之制定法规作用，余辈称之为行政立法。

第二，与行政强制执行相并列。其中的代表是应松年和朱维究编著的《行政法学总论》与姜明安的《行政法概论》。如颁发营业执照属于一般许可，颁发持枪证和边境通行证属于特别许可。自1950年代开始，行政命令论从行政法学中淡出，取而代之的是苏联行政法学上常用的国家管理法令概念，在改革开放之后又为行政管理法规所取代，而且早先的行政命令又发生了内涵的转换。为了能够有效地沟通，节约研究成本，我们需要自觉地使用已有的概念和方法，置身于整个学科框架和体系脉络中。

而行政法律关系的核心部分是权利义务，即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北京大学、北京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安徽大学、湖北财经学院等陆续开设了行政法课程。三是讲政治不足，服务大局的能力不足。

促进现行互联网信息内容规范体系与国家治理相适应，不仅要找到信息技术创新与技术安全间的平衡点，更需要在捍卫公民的表达权利、实现建立在协商参与基础上的公共决策的同时，促进言论表达的理性化，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和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毋庸讳言，互联网助推着社会民主开放，但也使言论表达生态愈加复杂。在事中环节，缺少陈述和申辩程序，给暗箱操作留下空间。而网络治理的核心正在于责任基础上的社会各方对公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再配置，这一过程离不开公众参与。

除社交媒体、网络视频、网络新闻等信息平台以外，网络直播、网络购物、网络支付、旅游分发等平台也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媒介，信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无所不及。2.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的中国实践作为生产生活新空间和社会治理新领域，中国接入互联网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互联网信息内容的治理，既体现了时代特色，也彰显了独特的中国逻辑。

然而，在实践中，有些地方政府因人才、技术的制约以及观念的落后，往往对网络舆论的复杂性把握不到位，甚至以删、堵、封取代积极回应与科学治理。占领互联网的意识形态高地，对中国网络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产生了毋庸置疑的促进作用。《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首次将一直处于灰色地带的低俗信息、负面信息等也纳入立法规制范畴。2.网络话语潜藏社会风险因素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而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不确定，经受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整个西方的政治、军事和价值观联盟所带来的话语权挑战，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态势严峻。尤其严重的是，未成年人前所未有地暴露在不安全的信息环境之中。特别是在现代城市化进程所孕生的陌生人社会中，往往是有小区、无社区，共同体内部既不存在自然形成的权威，也缺乏身份认同，社会组织呈现出高度离散化的趋势，客观上导致线下人际关系疏离、线上圈层聚集的新型社会组织形态，加剧社会风险。二是传递效率极大提升。

1.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的域外实践在互联网发展之初，西方国家曾奉行网络中立和自由主义，对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采取放任态度。2.互联网信息内容的新特征信息内容生产与传播方式的变革，引发信息的爆炸式增长、海量集聚，使互联网信息内容呈现出新的显著特征。

平台不仅被勒令对国外选举干预予以回击，同时也存在大量的国内节制要求，有时政府甚至直接给出平台账户冻结和链接删除的指令。治理机制的扁平化要求继续完善网信行政执法体制机制。

在当前的治理体系中，立法相对有限，治理依据仍以政策为主，导致在监管措施上仍然存在不足。一是以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滚动式刷新的海量信息挣脱时间束缚、打破地理藩篱，使人们真正能够足不出户而纵览天下事。《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进一步作出提高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和发展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部署。近年来，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大国信息博弈更加剧烈。法治轨道上的言论规制与保障公民言论自由之间，存在着更大的协调空间。

随着针对CDA第230条的质疑逐渐增多，美国也多次表示拟将法律修订提上日程，但均因监管措施存在言论自由的违宪争议而难以获得实质性进展。特别是要强化互联网新媒体平台的国家意识和政治意识，引导平台企业在大时代树立大格局，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承载体、国家能力的重要投射台。

条块分割、齐抓共管的阵列式结构，制约着治理效能的进一步提升。（三）灯塔效应：共识的塑造和凝聚在互联网新媒体时代，试图打造完美的信息内容环境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前所未有的信息冗杂、良莠不齐，已经成为任何个人、组织甚至政府处理绝大多数问题的先决条件。

如何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成为新时代的一项紧迫课题。随着2017年《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和2023年《网信部门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的出台，网信领域行政执法程序更加规范，网信部门管辖依据更加明确。

在剑桥分析事件中，8700万脸书用户的数据被算法用以分析政治偏好和定向推送选举广告，实现舆论的大规模引导、操纵和转向。四是法治化不够，行政程序法治不完善，监管机制不透明在西方话语霸权加持下，海量信息的风暴常常夹杂非理性狂热情绪席卷全球，通过潜滋暗长、潜移默化的事实歪曲和价值观渗透，裹挟一国民众的判断和认知，以实现政治操弄、党同伐异的目的。平台凭借技术、信息等资源优势对网络空间其他主体享有的权利产生重要影响，具有单方面影响和改变其意志和行为的能力，权力的传统样态正被打破。

互联网平台既是舞台，也是新战场。三是以网络文明建设统筹网络信息内容建设。

人类进入真理与权力更加紧密相连的后真相时代，信息越来越成为可以被资本所操纵的商品。信息内容自上而下的流动模式已成往昔，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格局发生颠覆性重构。

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的规范体系，但治理理念、内容、措施、结构、主体等方面仍存在不适应之处。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事关国家的主权和政权安全。

但是，网信行政执法管辖还需进一步协调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新媒体时代，新闻和资讯对网络空间的影响力已经难分伯仲，二者的界限事实上也很难被划清，导致监管效果不甚理想。然而，在实践中，有些地方政府因人才、技术的制约以及观念的落后，往往对网络舆论的复杂性把握不到位，甚至以删、堵、封取代积极回应与科学治理。网络信息内容监管本应服务于构建良好的网络生态，但某些地方政府出于对维稳或维持小群体利益的目的，在实践中常使监管工作沦为就舆情个案的紧急处置手段，注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末端治理，从舆情中发现民情的源头治理能力不够。

此外，网络信息内容监管的重要目的是在弘扬文明的同时，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大安全格局，但盲目的删、堵、封反而会间接导致很多并不文明的新词产生，对精神文明乃至中华文化都造成极大摧残。德国于2018年开始施行的《社交媒体管理法》（NetzDG），要求在德国拥有200万以上注册用户的社交媒体平台在收到用户投诉后24小时内删除仇恨言论、虚假新闻、暴力煽动等明显非法内容，否则可能被处以最高5000万欧元的罚款。

而由于对平台的监督机制不健全，平台资本渗透舆论秩序、干预信息呈现的现象依然存在。一方面，欧盟及其成员国的监管措施和高额处罚将倒逼美国头部平台企业强化自我规制，自发设置内容审核门槛。

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不能仅仅是短视性的维稳，解决的也不仅是肘腋之急。在事中监管环节，加快形成政府—平台—用户的监管机制。